参观华为有一段世界历史是已经“大学毕业”的西方人一直羞于提及的，那就是华夏文明对西方的启蒙作用，他们这样做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繁多而准确的历史的证据摆在面前也由不得他们不承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帮他们回忆一下这段历史，也提醒一下那些一惯高傲的西方人，让他们记住：你们的启蒙老师是华夏。
在这里，我们挂一漏万地将华夏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启蒙的过程，进行一下简单的梳理。
马可·波罗
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在元政府任职。
他在华二十余年，回国后大力宣传中国文明，激起了强烈反响，从此西方人知道了在东方存在了一个强盛繁荣的中国（西方称为契丹），这也拉开了华夏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序幕。
1582年(明万历十年)，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认为《四书》、《五经》是为着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
《四书》“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是所有想要成为学者的人必须背熟的书”。
基于这种认识，他于1598年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并且用拉丁文翻译过去，寄回本国，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其后有西文的《论语》在西方流传，“国人读而悦之，知中国古书，能识真源。”
他1610年去世，留下了一本《出访中国记》，称誉中国人勤奋，“几无游手好闲之徒”，《利玛窦日记》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欧洲人也是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圣人——孔子和中国文化的精粹——儒家经典。
利玛窦和徐光启
1584年(万历十二年)西班牙教士冈萨雷斯 · 德 · 门多萨(Gonzales de Mendoza) 出版了西班牙文《中华大帝国风物史》，对中国的介绍较丰富。
其中提到中国法律不仅用于惩治犯罪，而且用于奖赏善举，认为欧洲法律只讲惩罚犯罪是片面的、不正确的，而中国的法律则不仅“惩非”，而且“赏善”，对中国政治制度表示钦佩。
1590年葡人在澳门出《绝妙论著》一书，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人口物产，赞誉中国的瓷器、印刷、绘图、航海、天文、火药等科技成就，称颂中国的政治制度。
1616金尼阁年著有《中国传教史》，又于1626年用拉丁文译出了“五经”。
1624年，英人赫伯特(Lord Herbet)就发表了《真理论》，奠定了“自然神”论基础。对中世纪以来的宗教神学与专制制度发起冲击。
他们认为东方的孔子便是“自然神”论者，便从孔子身上吸取思想资料，反对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反对有“神的启示”的存在。
休谟说：“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信徒。”
这一观点，不仅是知识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的基本信仰的大问题，这让当时的欧洲人不再相信基督教是人类唯一真正的宗教，基督教国家只占世界一小部分而已。
中国，它有五千年连绵不绝的历史，拥有三亿人口，跟欧洲差不多大，它根本不知道世间有什么基督教义，没有享受过“天主的光辉”，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吃无穷的痛苦”，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
“于是在整个十八世纪，主张自然神教的人，就利用这个惊人的事实，不断地向正统的基督教进攻了。”
既然孔子的门徒在根本不知何为基督的情况下，只是按照理性的原则自然地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那么，“神学”就是不必要的 “神的启示”也是不必要的。
这在欧洲搅起了掀天揭地的大讨论，沉重地打击了中世纪以来的神学权威，解放了“人”的力量，为早期启蒙运动开拓了可贵的阵地。
1655年葡人鲁德熙又有《中华帝国史》的著述。这时中国是西方眼中“智慧的国度”。这是东学西传的实质性开端。
1621年英人伯顿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有组织良好、效率很高的政府，有完善的选拔举用人才的文官制度，其科举考试贯彻着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等等，以此对照着英国当时黑暗的贵族政治进行辛辣的讽剌。
他说：中国人“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的。
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由于出身的高贵。”“他们官吏的职务，不论在战时或平时，就是保卫和治理他们的国家；而不像许多人那样，只知道放鹰打猎，吃喝玩耍。”这样，他便开启了“中为洋用”的风气。
1650前后，意大利人卫匡国(Manteno Martini)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Joseph De Moyria de Mallac)的《中国通史》相继问世，这为欧洲人的关注中国提供了大体确切的知识。
1661-1662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1672年《大学》在巴黎重版。
1687年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柏应理，偕南京人沈福宗回到巴黎，将上述三本译作汇总题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风行欧陆。
1688、1689、1691年即出过此书的法文、英文节本，题为《孔子的道德》或《孔子与中国的道德》等。
这是系统介绍东方思想、中国学术的开端。其时，沈福宗又赴牛津大学，结识本校东方学家托马斯 · 海德。
东方学家托马斯 · 海德
海德读了《大学》等书，编订了有关中国的拉丁文与法文书目，收在本人的《书信集》中。
这就为西方学者通过文献资料对中国文化要旨作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四书”“五经”为切入点了解中国文化，算是抓住了核心，有了一个高起点。
1685年法国建筑大师勒 · 诺特尔设计了“规则式园林”，园中一切建筑布置都严格要求整齐、对称、讲比例，连树木也要行列对称、品种一致、讲究造型。
法王路易十四便据此整修了凡尔赛宫，欧洲便广泛兴建这种规则的“法式园林”。坦普尔在具体介绍这种园林艺术之后，又专门写了一段关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妙论。他说中国园林有不规则的自然美，这是更高级的美。
英国政治家、散文家威廉 · 坦普尔(William Temple 1628-1699)撰写了一批关于中国的杂文。他认为遥远的中国“不仅可以提供事实，而且能够启发思考”。
他读过拉丁文的《大学》《论语》《中庸》，对孔子的“自治、治家、治国之道”和“为政在人”的思想十分赞赏，认为“凡是由最好的人管理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执政期间，从国库中拨款9200镑作为年俸，资助白晋等6名“有突出才能”的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
1699年，白晋著《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1940年天津再版），此书的序言，充满了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客观资料。
他认为“儒学毕竟预示着一种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语言的希望”。
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的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
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1769年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1688年6月巴黎《学术报》上载文说：“中国人在德行、智慧、谨慎、信义、诚笃、忠实、虔敬、慈爱、亲善、正直、礼貌、庄重、谦逊以及顺从天道诸方面，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看了总会感到兴奋，他们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之光。”
有人呼吁多多出版关于中国的书；“中国这个国家，这样巨大，这样富饶，土地这样肥沃，气候这样温和，人口之多几至不可胜数，而他们的制造工业和治国之道又这样突出，所以…….可以出版的书比现有的还要多，而且也需要动用最有才能和最有见识的作家。”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
1697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闻》。他系统研究了中国哲学，发愿要沟通东西方哲学，在其《序言》中说：
“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就我们目前情况而论，道德败坏已达到这样的水平，因此我们几乎觉得需要请中国的’传教士’来到这里，把自然神教的目的与实践教给我们。”
这时，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又名《圣经原是自然法则的翻版》，直斥“启示的神学”是不合理的、危险的、是引起种种迷信种种幻觉种种陋规的根源，应予清除。
他主张用孔子“简单朴素的语录”来“帮助我们阐明后者”他把两种“宗教”思想(儒与基督)作对比研究，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抨击西方宗教神学和宗教。
1696年，巴黎就出版了一份耶稣会士勒孔特撰写的声言：在中国“贵族从来不是世袭的，就品质而言，人们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他们只要尽职尽责就能保全其官位。”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学有专长的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 在来华十余年之后写了两本书：《中国现状新志》(1696，巴黎)《论中国礼仪书》(巴黎)立刻被译为德荷英意文重版。
李明认为孔子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是“不语怪力乱神”的，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信奉的是简单朴素的“自然宗教”。“如果孔子信徒进了天主堂，见到香火、蜡烛、圣水、誓约、祈祷，见到人们匍匐在各种雕像前，是要大吃一惊的。”
这些话出自一名天主教教徒之口，真是石破天惊！被看做是对西方宗教的严重挑战！因而受到教会的群起攻击，巴黎当局下令禁毁其书。可思想是长了翅膀的，它一时间便飞遍了全欧。
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或用人“准则”就被英国人采纳了。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巴杰尔写道：
“共和国每一个荣誉的或福利的地位，应被作为对真正的良好品质的奖赏。如果现代政治家不把它记在脑海里，这个极好的准则，就不能在象大英帝国这样的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王国里被遵循。”
“我奉告这样的政治家，就是在这个时代，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受到一个国家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
“我指的是中国，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亦即一位君子或有能力胜任政府中任何职位的人。”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受到广泛阅读的书，书中认为，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总督的高位，并且甚至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作为孩子都是平等的。”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能够获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及其文化的知识。
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
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 1663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和朱熹的著作，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
此外，耶稣会士们还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历史、地理、社会制度以及天文、医学、动植物学和文学等方面的著作，这些都为启蒙运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启蒙运动阶段：
启蒙运动阶段就是法国人直接用华夏文化向欧洲的领主专制和教会专制进行攻击的时刻，近代欧洲最著名的思想都产生与此。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他崇拜孔子，爱谈中国，对中国的道德政教极其向往，对西方神学、神的启示、形而上学及宗教狂热之类的东西抨击不遗余力，是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说：
“欧洲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
他赞美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他说“道德是来自神的，到处是一律的；神学是来自人的，所以到处不同而且可笑。”
他认为孔子和中国哲学家都真正相信道德，摒弃宗教迷信；而欧洲教会恰恰相反，相信迷信而不讲道德。因此，“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不幸。”
以为“人类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他相信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
他认孔子为天下唯一的师表，在自己的礼拜堂悬挂孔子象，写诗赞美，朝夕礼拜；公然主张欧洲各国应当将中国作为典范进行效仿。
伏尔泰指出，“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是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伏尔泰与〈中国孤儿〉》书影
伏尔泰曾于1755年将马诺瑟译介的《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突出理性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可以“征服野蛮”这一主题，取得轰动效应。
在理性与野蛮孰优的问题上，他与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卢梭作了长期的争论。为反对耶稣会的神学宣传，他始终维护孔子政治伦理学说的“理性之光”。他称赞孔子为人类揭露了理性之光。
启蒙学者，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Leibnitz, Gottfried Wilhelmvon. 1646-1716），和伏尔泰一样，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思想中的理性救世精神深表景仰。
德国的长期分裂状态给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困惑，他们以为孔子乱世造道德礼仪，给政治和学术指引了方向，可为天下治世之表率。
莱布尼兹推崇中国以道德秩序治国的思想，认为这是治国的根本，也是西方落后于中国的原因。
顺着这样的思路，他的学生沃尔夫（C. Wolff）用德语在大学讲授儒家思想，他积极宣扬儒家的理性主义哲学，认为只有理性才是真正的道德本源，并上升到自然法的高度加以颂扬，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中国式哲学，他本人也被称为“孔子的殉道者”。
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哲学出现之前，伏尔泰和莱布尼兹的学说乎一直统治着德国各大学。
法国的重农学派领袖魁奈认为，他相信自己的主张符合自然法，即按自然规律行事，实际上就是孔子提倡的天理。他说：“中国文化均依据天理天则，天理天则即不外乎自然法。”
魁奈的弟子米拉波曾说，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贪欲所蒙蔽，所以他提倡敬天，畏天，战胜贪欲，勿以情欲支配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
道德信仰优美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件要事待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界。
1756年起，英国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之间的肮脏斗争又愈演愈烈。一批有识度的人思考着怎么去救治英国。
于是对刚刚介绍到欧洲的中国文官制度与朝廷谏议制度予以激赏，用来批判英国首任“阁魁”罗伯特.沃尔波尔的专制独裁和他施行的贿赂制度与分赃制度。
他们就在报刊上发文章谈中国政治的清明，在舞台上上演中国戏《赵氏孤儿》等来宣传群众起来铲除恶势力。
他们尤其夸赞中国有科举选才制度，保证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说中国朝廷又有谏议制度，宰相和谏官都有权对皇上进谏…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形成的“百科全书”派把启蒙运动推向了高潮。
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D. Diderot，1713－1784）也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十分倾倒。他认为孔子学说简洁可爱，不要暴力和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治国平天下，与教会的迷信观念完全不同。
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霍尔巴哈（Paul Henri Holbach, 1723－1789）主张以儒家理性道德观念代替基督教神性道德观念，并且像中国那样把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他说：
“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中国），道德成为一切理性的人们的唯一宗教。”
“在中国，律法充满圣智，甚至征服中国的野蛮的满州人，亦为之屈服。这就是说，理性对于君权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力，使中国的征服者反而被征服了。”
“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是一个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
经过启蒙思想家的努力，从黑暗的中世纪爬出的欧洲人，发疯似的迷上了从中国来得东西，他们用洁白干净的瓷器代替了笨重生锈的铁壶，用轻巧绚丽的丝绸代替了单调难看的布衣，以茶代水，用精美的漆器山水画壁纸来美化欧洲人的家具房子。
正如一位英国诗人所说：“在我们这个年代，中国成为时尚，她成为智慧道德与智慧的象征，为我们展现了令人激动的全新的生活。”
附：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明朝人文，政治，经济，文化的评价！
耶稣会教士，葡萄牙人曾德昭在中国游历了22年，1636年他写成了《大中国志》一书，他在书中写道：
“他们极其清洁干净，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和公共场合，他们通常在街上设有三四处必需的或公共的休歇处。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
我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他们回答说：大明有完善的福利，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
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貌。他们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我们惊奇的看到这个国度的贵人有良好的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问题时候的认真。他们有自己的科学**和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
他们富于文明和教养。他们的商业活动早于欧洲商业扩张时代，而且足以与之媲美。他们有先进的大船制造技术，其制造的巨轮，设计精良，远先进于欧洲。他们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人。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
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曾德昭的《大中国志》
来华的传教士利马窦在他的《利马窦中国札记》中对明朝的政治体制如此描述：
“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帝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做的决定。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经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
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者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所有的文件都必须由大臣审阅呈交皇帝。
“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否则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大其权力。
当然皇帝可以对和他家族有关的人进行赏赐，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这笔赏赐不能列为公家赠款，皇帝所做的赠礼也不能从公款中提取。”
“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他们如此恪尽职守，真使外国人惊奇，并且是模仿的好榜样。
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时他们触怒皇上到了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
“所有这些呈送给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他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递到帝国的每个角落。这种文件编辑成书，如果内容被认为值得留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
“几年前，当今皇上想册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长子为储君，因为这个幼子受到他和贵妃的宠爱，这一更易违反了国法，皇上收到了大量指责他的陈情书，最后皇上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大臣们以集体辞职为威胁的条件下，不得不表示在立储这件事情上改变了主意。”
